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我的父亲——方大瀛的故事。他出生于1906年6月，是一个身材不高、偏瘦的人。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是毛笔还是钢笔，字体都非常漂亮。他早年在上海、杭州等地求学，学成后回到了家乡浮梁，并致力于教育事业一生。在我家中，我排老三。我记得1929年9月，我出生在浮梁东司岭，那时我们家境非常殷实，有田有地，有房有厂。但是为了办教育，父亲卖掉了家里的大部分财产。
在民国时期，浮梁县（景德镇）没有图书馆。父亲怀着教书育人的公益之心，开始着手创办浮梁县图书馆。他将我们家在现在的景德镇龙珠阁作为图书馆馆址，并捐出了自家珍藏的三千余册图书。这就有了景德镇图书馆馆史上的记载：“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浮梁县图书馆创办，馆址设在龙珠阁，后迁至莲花塘，馆藏图书三千余册，方大赢任馆长，职员二名。馆内附设成人读书会和儿童读书会。”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1933年，景德镇开始修建大马路。父亲方大瀛在景德镇商会中带头捐款，为了筹措更多资金，他低价卖掉了家里在浮梁县洪源大港村的六十亩最好农田，全部款项捐给了负责筹款的商会。我记得当时的银元是由两个人敲锣打鼓抬走的。修建的大马路就是现在景德镇市中心的中山路、中华路（当时叫中正路）。这两条路的工程非常庞大，基本成形于1936年，直到1938年才全面完工。
在爷爷的大力支持和鼓舞下，父亲方大瀛做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与江西浮梁县教育界名流项缦卿、冯渊、金宏度一起创办了浮梁县立饰瓷初级职业学校（又名浮梁陶校）。该学校是公立私建的，蔡元培先生亲自题写了校名，首任校长是冯渊先生。次年，父亲接替了校长的职务。父亲变卖了家产，购买了从英国进口的机器设备，为了让学校正常运转，他采取了一边教学一边生产的方式。为了生产出高质量的陶瓷，全校师生想出了许多办法。由于当时抗战时期装饰瓷的销路不好，为了提高陶校的声誉，父亲在1940年以自己的名义赠送了一件瓷器给蒋介石，这件珍贵的实物现在保存在江西博物馆。这件瓷器集结了当时陶瓷学校所有名家的智慧，体现出景德镇当时最高水平的陶瓷艺术。从那以后，学校的生源和师资逐渐改善，产品供不应求，工作量非常大。父亲方大瀛虽然非常辛苦，但也非常高兴。那个时期，景德镇驻扎了国民党部队的伤病员一万多人，每天都有从九江、安庆方向转来不少的伤病员。当时每个家境较好的景德镇人家里都安置了一到三名伤病员。我记得国民党部队有位叫陈万仞的军长，他是四川人，可能是因为父亲的贡献较大，他亲自写了一块牌匾感谢我的父亲。实际上，当时景德镇的工商业主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马鞍山就是埋葬国军阵亡将士的地方，军长陈万仞写了一个大大的木牌，上面写着“战士鲜血祖国之花”。在这样的战争形势下，能够振兴景德镇陶瓷，创办职业学校培养人才，生产出优秀的瓷器，可以说非常不容易。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我的父亲应该非常敬佩，也敬佩那一代人。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父亲在陶校的两个小故事。
父亲对自己的行为要求非常严谨，经常工作到很晚才睡觉。早上起来时，他依然满脸倦容。母亲会立即吩咐家人准备热水，让父亲洗个澡。因为父亲认为，精神可以传递，不能把不好的状态带到学校，传染给师生。所以，当我早上起床时，只要看到家人在清理洗浴用品，我就知道父亲昨晚工作得很晚。
此外，父亲虽然在外面工作多年，但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必须回家吃晚饭。无论他有多忙，他都会安排好时间回家与家人共进晚餐。这不仅是对家庭的关注和照顾，也是他对家庭团聚的重视和珍惜。即使工作再紧张，他也会尽量安排时间与家人交流和享受温馨的家庭时光。
还有一次，父亲在陶校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学生，他对这个学生非常看好，并鼓励他要发扬光大，为景德镇的陶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位学生名叫张国良，他在陶校学习期间表现出色，以出色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获得了父亲的赞许。父亲甚至预见到了张国良未来的发展潜力，他毫不吝啬地给予了张国良很多鼓励和支持，希望他能够更上一层楼。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如今的景德镇陶瓷业蓬勃发展，而张国良也成长为了一位陶瓷行业的领军人物。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并对景德镇的瓷器制作和创新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个故事让我深刻认识到父亲的眼光和洞察力，他对学生的认可和鼓励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激励年轻人追求卓越并实现自身的价值。
这些是我记得关于父亲方大瀛的几个故事。他是一个忠诚而执着的教育家，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的努力和付出不仅在当时对浮梁县和景德镇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为有这样一个伟大而令人敬佩的父亲感到自豪，他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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